西方的危機與新時代的來臨
[摘錄自1980年在葡萄牙舉行的一場會議]
首先必須指出，在希臘語中，「危機」（krisis）一詞除了表示「問題」，也意味著「轉變」。因此，當今西方面臨的不只是各種問題，同時也正處於一個轉變的時期。
要跨越這場危機，首先必須認清一件事：西方文明並不是獨一無二的。縱觀歷史，許多文明都曾歷經危機與困境。我們往往像一位年輕人，遇到困難時便以為從來沒有人經歷過相同的問題，卻忽略了自己的父親、祖父也曾面對過類似的挑戰。因此，有時向父母和祖父母請益，了解他們如何克服困難，是十分有益的。
今日，透過考古學的研究，我們已知道世界上曾存在過許多偉大的文明，人類的歷史遠比我們過去所想像的更加悠久，也孕育了無數文化。我們如今所了解的，其實只是這個過去的一小部分；所謂的「歷史」，不過是那些已有足夠證據可供研究的人類過往。然而，在歷史之前，還有我們所知甚少的「原史」（proto-history）與「史前時代」（prehistory）。如今留存下來的，只有那些遺址與紀念碑，見證著它們昔日的偉大：例如埃及的金字塔——其中某些技術甚至超越了我們今日的能力；美洲偉大的文明，如瑪雅、阿茲特克、印加；以及中國、印度、希臘、羅馬等文明。它們都曾在各自的時代達到文明發展的一個高峰。
今天，西方有時會認為，這些民族是原始的，因為他們沒有飛機、汽車，也沒有電燈。然而，我們應該理解，每個文明都有不同的發展取向。舉例來說，康德（Kant）畢生致力於哲學，居里夫人（Marie Curie）則奉獻於科學，兩者同樣具有價值，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接近現實而已。同樣地，埃及、希臘等古代文明並不比我們低劣，它們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接近現實。
完成以上的鋪陳之後，我們便可以開始探討西方世界今日所面臨的危機。
毫無疑問，我們此刻正身處於一場危機之中。然而，這並非一夕之間形成，而是一個漫長演變的結果。此刻，我們看到一個巨大的問題，但這並非當下的問題；它是某種久遠以前就已種下的因，如今具體顯現出來的結果。自羅馬帝國滅亡以來，在我們所稱的「西方」歷史中，西方人始終試圖透過不同的道路尋找自我。然而，其中一項重大的錯誤，就是發展出一種笛卡兒式（Cartesian）的思維方式，把原本彼此相連的事物割裂開來。於是，科學、宗教、政治、藝術，各自沿著不同的道路發展。人們也因此逐漸相信，世界是由彼此分離的事物所構成，萬事萬物只是彼此獨立的多樣存在。然而，這並不是一種對現實的看法，也不是一種真正的宇宙觀（cosmovision）。以化學為例，十九世紀的人們曾認為，各種元素彼此截然不同；但今天我們知道，大約存在一百零五種元素（依演講當時的科學認知）。然而，這些元素在本質上並沒有根本差異；不同的電子結構賦予了它們不同的性質，但在這些差異背後，它們仍具有共同的本質。這樣的理解，使我們重新回到「賢者之石」（philosopher’s stone）的觀念——一種普遍性的元素，也就是一種根本元素，也讓我們聯想到希臘人所說的 atomos（意即「不可再分割者」）。西方文明逐漸失去了對整體性的感受，而這也導致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各個知識領域彼此對立、相互衝突，而無法重新統合。
西方的危機，隨著數個世紀的演進，逐漸顯現出來。在笛卡兒式思維之後，西方世界相繼展開了一連串科學、政治與經濟上的實驗，而西方人也逐漸陷入一種錯誤：認為自己的每一項主張都是絕對真理。然而，在這個世界上，萬事萬物都具有相對性。例如，我們說這棟建築很古老，那只是相對於一棟更新的建築而言；若與古夫金字塔相比，它又顯得十分新穎。我們也可以說這個客廳很寬敞，那是相較於另一個更小的客廳；但若與更大的空間相比，它又顯得狹小。因此，所謂的古老與新穎、巨大與渺小、白與黑、善與惡，都存在於一種相對的關係之中；一旦人們忽略了這種相對性，衝突便隨之而生。
以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歐洲為例，當時陸續出現了一系列勞工與經濟制度的變革。那些原本旨在改善人民生活的改革，結果卻使許多人的處境更加惡化。十九世紀紡織工廠裡，年僅六歲的孩子每天工作十五、十六個小時，而成年工人的工時也長達十三個小時。那些原本被設計來解放人類的機器，不但沒有帶來自由，反而使人更加受制於它們：有人因此失去工作，而各種事物也都變得一樣。
世界開始瀰漫著一種對生命的倦怠感，因為創造力正逐漸消失。我曾在義大利那座被熔岩掩埋的龐貝城（Pompeii），看見一些小麵包，上面還留著製作者的印記。相較之下，今天當我們吃著麵包、使用椅子，或接觸任何日常用品時，幾乎不知道它們是誰製作的。它們不再帶有創作者的個人印記，而成為去個人化的產品。
我們過去也曾以為，法國的《百科全書》問世時，是人類第一次編纂一部百科全書，裡面收錄了成千上萬條定義來闡釋各種事物。然而，今日的歷史告訴我們，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國宋朝就已經編出一部千卷本的百科全書——整整一千卷！——當時甚至還掀起一場完整的知識運動。那麼，為什麼明朝之後，中華帝國會落入滿族手中？因為這股知識分子的思潮分裂了人們，使人與人彼此對立；它創造了一種純粹的知識文化，卻從未真正觸及人的內心，也無法真正表達每個人的渴望。
我們這個時代，以及過去許多時代的一項重大錯誤，就是把人變成了群眾（mass）。人們原本懷著保護人民的善意，最後卻反而將人民化約成沒有個體性的群體。工會的問題便是一個例子。工會原本是為了保障勞工的權益而成立，但當它過度政治化、受到操弄時，便會將人變成群眾，使個人無法自由表達自己的聲音。於是，人們開始用「自由的硬幣」來支付保護的代價。人的創造自由正日益流失，受到各種流行趨勢的支配，也受到廣告的左右。
人也逐漸失去了捕捉一朵玫瑰、一位女子的能力。今天，如果我們想畫一朵玫瑰、一位女子、一座山或一顆星星，畫布上出現的往往只是三角形、正方形或一個點。我們必須先經過一番理智的詮釋，才能猜測畫家究竟想表達什麼。然而，當我們欣賞古代繪畫時，即使對藝術一無所知，也能理解畫中描繪的是什麼。今天的藝術卻變得過於理智化、過於主觀化，以至於美不再是人人都能共同體會的經驗。音樂也是如此。曾經，那些能觸動人心、深入靈魂、帶來和平與和諧的音樂，如今正逐漸被另一種陌生而晦澀的音樂取代；這些作品同樣需要不斷地加以詮釋，人們才能理解它究竟想表達什麼。
科學也曾犯過錯誤。例如，催眠術在醫學領域中曾被禁止使用，直到幾年前才逐漸被重新接受，因為過去人們認為它只是原始時代遺留下來的迷信。然而，今天催眠已被應用於醫學領域，我們也知道它確實具有真實性。另一個例子是超心理學（parapsychology）。它過去同樣受到嘲笑與輕視，但如今我們逐漸發現，它所研究的現象確實存在——人類除了已知的感官之外，還具有其他能力；我們可能具有心靈感應的能力，或對未來即將發生之事的直覺。
我們已經失去了對事物的人性感受，而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賦予機器過高的重要性，以至於我們原本應該使用機器，結果反而變成被機器使用。我們在內心深處感受到那股壓力，感覺自己正受到機器的支配。
無論是資本主義唯物論，或辯證唯物論，這些被提出來的不同可能性，都未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依然沉浸在這個物質世界之中。我們必須放棄自己最美好的夢想，也無法寫出自己最好的詩篇。總體而言，我們無法說出、也無法表達內在真正擁有的美好。我們變得完全機械化，缺少一股內在力量，使我們能夠真正表達自己。今日，在這個價值觀彼此分裂的危機世界中，人們不再相信宗教、不再相信家庭、不再相信政治，也不再相信科學。
這意味著，我們正處於一個巨大變革的時刻，一個可以稱為「歷史的樞紐」（hinge of history）的時刻——也就是歷史開始轉折的地方。而正是唯物主義者，因為自身的重量、自身物質性的限制，以及自身原有的推動力量，反而最偏離歷史前進的方向。他們使自己偏離了軌道，轉向某種程度的主觀性，也就是那些難以實踐的宏大理論；這些理論與真實的人類自身並沒有真正的關聯。光有理論是不夠的，光有住所與食物也不夠。唯物主義者遺忘了一件根本的事情：人需要夢想，需要理想，需要熱情，也需要一股內在的力量。
毫無疑問，時代已經改變。今天，我們不再需要跨越海洋去征服其他大陸。我們真正需要征服的，是自己；我們需要能夠認識自己。我們對這個世界所知甚少，不只是對眼前這個世界如此，對精微世界（subtle worlds）也是如此。例如，當一個人生病並瀕臨死亡時，人們會告訴他：「你應該相信上帝，你即將死亡；相信上帝吧。」然而，卻沒有人給予真正的指引，也沒有人提供真正的教導。死亡之後等待我們的是什麼？我們從何而來？我們將往何處去？我們是否只是由物質性的身體所構成？或者，我們是否還擁有其他身體、其他載體？這些都是新時代必須提出的問題。我們需要提出開放的問題，使我們不僅能認識自己所生活的這個世界，也能認識未來我們將進入的世界；並且透過這些問題，認識我們自己。為什麼我們會以某種方式反應，而不是另一種方式？我們的情緒是什麼？我們的心智如何運作？我們整個心理機制如何運作？這些，正是我們必須探索的新科學，也是解決我們問題所需要接近的新領域。
另一方面，當今世界存在一種思維模式，認為每個人都可以談論任何事情，例如政治。但事實並非如此。政治和其他領域一樣，也是一門科學。如果我跌倒並傷了腿，我們必須請醫生來處理，也就是請一位學習過醫學的人。以同樣的道理，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陷入困境，我們也應該尋求研究政治的人協助，因為政治是一門科學，不能靠臨時想像或即興處理。然而，人的虛榮心使許多人以為每個人都有資格談論政治。你問一個人：「先生，您能告訴我碳的化合價是多少嗎？」他會回答：「我不是化學家，別問我。」但是，如果你問他：「俄羅斯或美國應該如何處理自己的事務？」他卻會滔滔不絕地發表意見。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懂政治，但事實上，政治是一門需要學習的學問。這也是新時代需要帶來的另一項貢獻：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科學的方式深入研究它。
新時代的另一項貢獻，是重新在我們內在創造某種個體精神。我們不能允許自己被轉變成群體中的一員；每個人都應保有自己的個性，不讓廣告帶領我們走向它希望我們去的方向。我們必須理解，每個人都有權利擁有一點自由，能夠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權利擁有一點尊嚴、一點榮譽。我們需要被當作人來尊重。我們不是紙上的一串數字，我們是具有獨特性的生命。我們不是完全相同的（equal），而是等值的（equivalent）。在座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面孔，穿著不同，思想也不同。世界上不存在兩個完全相同的存在。認為人類彼此完全相同是一種神話。因此，我們真正需要追求的，不是齊一，而是和諧：心與心之間的連結，能夠深入理解他人，也理解自己。這也是新時代需要帶來的另一項貢獻。
在新衛城（New Acropolis），我們提出創造一種新的事物，建立一座「衛城」（acropolis）——一座高處之城，但它不是由磚塊或石頭建造的城市，而是一座道德與精神的城市。
西方目前的危機，不是能源危機，而是道德與精神的危機。當我們的祖先需要某種物質時，他們會走出去尋找，並且取得它。例如，如果我們其中一個人需要石油，為什麼我們不出去尋找它？為什麼我們不去取得它？因為我們已經失去了那股內在力量——那股能讓我們跨越困難的海洋、解決自身問題的力量。今日的教育教導我們避免問題，而不是面對問題。
以幽浮現象為例——真假並不重要——它向我們揭示：我們在心理上正尋求一種來自外部、來自星辰的解決方案，然而問題真正的答案，其實就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在我們在此時此地堅持下去的意志裡，在我們的雙手、思維、想像力之中，更在於我們是否有能力構想出一個不只是嶄新，而且更美好的世界； 一個嶄新、與眾不同的人——不再自私，不同於動植物，具有生態意識，認知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再認為自己是整個演化過程的頂點和最高存在。
這樣的人，擁有內在的青春。我們的年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內在的青春。有些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其實已經衰老，他們擁有的只是回憶和渴望；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年長者，仍然擁有強大的意志去行動、去創造。因此，我們要創造這種新的人類，並不需要奇蹟般的禮物，而是需要善用我們已經擁有的一切——物質上的、心理上的，以及精神上的資源。
西方的危機不是災難，而是一個改變的機會。我們必須能夠把自己從問題中拔出來，朝向解決方案前進。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所提出的是一種改變——不是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也不是那種「改變一切，卻讓一切保持原樣」的改變。不，它是一種內在的改變，是成為一個不同的存在：能在每天早晨醒來時看見樹木，聞到玫瑰的芬芳，重新感受到愛、空氣，以及燕子與鳥兒的歌聲。
我們需要一個真正重新成為「人」的人——不怕雨、不怕河流、不怕另一個人、不怕死亡的人——死亡並不存在，它只是另一種轉變，就像出生一樣。這樣的人，可以自由探索古代文明與新興科學；可以創造新的藝術、新的音樂，不追隨時尚和廣告，而是聆聽自己內心真正的感受。這正是我們在西方危機與新時代來臨之際所尋找的人。
通常，我們不只有一個想法，而是有許多想法；我們每個人都有大量、大量的想法。而我們希望帶來的是一種持續不懈的意志，一種精神探索與征服的力量，並將它反映在所有事物之中。我們希望帶來一種內在的青春，使我們能夠更新這個正在崩解的世界；使我們擁有重新建立世界之牆的力量，也擁有再次建立獻給神的殿堂的力量。讓我們有別於動物、有別於野獸的，正是我們對神的信仰。一個不相信神——無論是哪個名字：上帝、宇宙心智、太一（The One），或任何你選擇的名字——的人，就像動物一樣，也就是只為了吃、穿，以及其他基本需求而活。這樣的人便逐漸變得像動物一樣：越來越渺小，越來越恐懼；醒著時害怕，睡著時也害怕。他因為有心理問題去看精神分析師，靠藥物度日……
我們需要重新創造一種更自然的人。我們不需要發明任何新事物，只需要把這世上早已存在的一切美好，收攏起來，放在心中，然後能說出：「我心中擁有這一切」。我們也需要有勇氣去探究這些問題，真正問自己：我是誰？我從何而來？我要往何處去？我是否曾在這個世界上活過？我是否會輪迴轉世？是否存在因果法則，也就是東方人所說的業（karma）？它存在嗎？還是不存在？我們必須向自己提出問題，也必須有勇氣思考這些事情，有勇氣思考現實可能存在的不同形式。
簡而言之，朋友們，我們想要帶來的是一種新的生活態度。你們每個人其實都明白這一點，你們全都明白。我所做的，只是提醒你們，讓每個人重新想起它，重新遇見自己，也重新遇見自己的兄弟、父親和朋友。
當那一刻來臨，我們便能夠做到許多文明過去曾做到的事：跨越這場危機，繼續向前邁進，好讓年輕人、讓後繼者們能夠露出笑容、感到幸福、能夠真正活出生命，讓他們的雙手不只是充滿食物或水，也擁有潔淨的雙手、尊嚴、平靜的心，以及安定且智慧的心靈。雙腳站在大地上，雙臂伸向天空，擁抱全人類。
謝謝。
提問：依我看，要克服西方的這場危機，我們似乎必須尋找東方的精神性，因為像輪迴、業（karma）、有生命的宇宙等偉大的概念，都源自東方。
回答：例如「大生命」（macrobios）的概念，也就是一個有生命的宇宙，以及我們身處其中的概念，在西方同樣存在。例如，西元二世紀的哲學家馬爾西翁（Marcion），便發展了這類思想；他和普羅提諾（Plotinus）一樣，都認為人是那個宇宙、那個大生命的一部分。許多我們以為只有東方才擁有的思想，其實也曾存在於西方；而許多我們認為只有西方才具有的思想，也同樣存在於東方。因此，我們不能陷入「靈性種族主義」（spiritual racism）。
提問：關於您談到工會的部分，我想補充，我們不應忘記，正是因為工會的存在，工人才能達到過去所沒有的生活水平。
回答：我理解您的意思，也理解為了保護某些群體，成立這些工會確實有其必要性。但是，工會與雇主組織的形成本身，也指出了社會內部存在著一道裂縫。例如，在中世紀社會中，他們採用了行會制度（corporatist system）。在這個制度中，雇主與工人形成一種近似家庭的關係，他們彼此連結，存在著一種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而不是一切都被標準化與技術化。我認為問題在於建立了那些壓垮個人的大型組織。在這些組織中，個人被迫接受集體決定，例如是否罷工、是否不罷工。我認為，個人的自由經常受到那些大型聯盟、大型制度的威脅；而且，這些制度今日並不像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前那樣總是具有同樣的必要性。今天的情況已經非常不同。存在一種嚴格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的「年代時間」，但同時也存在社會時間、經濟時間，以及心理時間。近年來，世界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今天，在某些方面，一個人擁有更多可能性；社會內部也具有更高的流動性。正因如此，當工會被政治化，並動員大量人群時，它可能成為對國家，以及對其中成員本身的一種危險。
提問：今天談論精神、靈魂與身體，是否顯得有些過時，也不符合科學？
回答：我提到三個世界——物質世界、心理世界與精神世界——只是為了簡化說明。事實上，我們當然可以談論更多世界、更多層次或更多分類。然而，我相信，所有這些世界——無論是三個、七個，或我們想劃分出的任何數量——都不是彼此分離的世界，而是同一個現實的不同面向。我們知道——而這也是愛因斯坦以及其他科學家重新發現的——物質與能量並不是完全分離的，它們可以相互轉換。因此，精神也可以被視為與物質相同的本質。不同之處在於：物質是具體的，而精神不是具體的。兩者之間不存在對立，不應該存在二元對立；相反，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包含一切的哲學一元論——包含物質、心理、精神等等，將所有層面統合在一起。然而，我們必須給予更高層次優先地位，也就是意志所在之處。
提問：我想問您三個問題。第一個是生態問題：地球是否因為人類的物質主義而正在退化？第二個問題是：是否正因為人們缺乏資訊與教育——例如第三世界中大量被遺棄的人群——才導致他們自身的異化？第三個問題是：在這個科技社會中，我們要如何重新發現內在的自我？
回答：對我而言，這三個問題彼此相關。人類缺乏生態原則，是因為人類同樣缺乏教育的原則；換句話說，人類並沒有真正受到教育。我熟悉之前提到的第三世界問題，因為我曾經在那樣的世界中生活多年。許多人非常無知。也許他們擁有某種神秘感、某種探索的渴望，但是因為沒有人教導他們，也因為缺乏機會——有時甚至只是因為不識字——他們無法閱讀《柏拉圖》或《薄伽梵歌》，有時甚至連《聖經》也無法閱讀。於是，這些人開始崇拜任何事物，甚至陷入黑魔法或巫術。換句話說，問題是全面性的，危機也是全面性的。人類以目前這種物質主義的面貌存在，正在污染地球，破壞地球的自然力量。然而，人類自身也正在受到污染。在全世界，有二十億人口沒有接受充分的教育。
至於第三個問題，也就是人重新與自己連結，這是根本性的問題。但我們必須先提供教育的基礎。因此，在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我們創造了「新衛城」；或者說，我們回應了新衛城的需求，為那些進入大學的人提供可能性，因為也許他們沒有經濟能力接觸經典著作，而這些作品能幫助他們走出無知。同時，我們也希望喚醒他們對自然的欣賞，對一切美好事物的尊重，使他們能夠重新與自己相遇，因為這種重新相遇本來就是自然的。
另一方面，許多國家受到來自其他地方的思想影響——來自美國、法國，或任何其他地方。如果一個國家具備力量，如果有一群具有抵抗力的青年，這些思想便不會如此容易滲透。色情電影、暴力電影，或某些政治與社會形式的電影，可能會傳入這裡。但是，為什麼我們接受它們？如果我們擁有力量，如果我們擁有自身成熟發展的產業，我們就可以拍攝關於葡萄牙歷史上許多優秀男女的電影，而不需要觀看關於艾爾·卡彭（Al Capone）或其他紐約黑手黨人物生平的電影。
這也是為什麼新衛城致力於強化葡萄牙青年自身的傳統與力量，使他們不會被來自任何地方的病毒侵入。遺憾的是，正如各位所知道的，我們自身已經有足夠多的問題。再次感謝大家。
